创作历史戏剧应有历史依据
——读邓拓《吴汉何尝杀妻》

谢金良
福建师大文学院（350007）

    《吴汉何尝杀妻》是邓拓于1961年8月在《北京晚报》上发表的一篇以考辨和澄清史实为形式来针砭现实的优秀杂文，后被收入《燕山夜话》、《邓拓诗文选》等书中，目前已收入人教版新课标语文教材中。
邓拓（1912～1966），原名邓子健、邓云特，笔名殷洲、左海、马南邨、高密、丁遂安、丁曼公、卜无忌、肖斯、向阳生等，福建省闽侯县人。解放前，主要在解放区从事报刊工作。解放后，先后任《人民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等职务。他长期作宣传工作，热情讴歌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，对错误思潮，特别是对“左”的错误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。遵照毛泽东同志倡导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以提倡读书、丰富知识、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为宗旨，他应《北京晚报》之约，于1961年3月19日，开辟了“燕山夜话”专栏；此后又与吴晗、廖沫沙合作，在《前线》杂志上开辟“三家村札记”专栏，从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，邓拓共写了两百余篇“夜话”，这些杂文旗帜鲜明，短小精悍，妙趣横生，辛辣犀利，切中时弊。1963年，邓拓选了一百五十三篇，出版《燕山夜话》合集。1966年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，首先向文化艺术界开刀，大兴文字狱，残酷迫害知识分子。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，邓拓宁折不屈，以死抗争，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浩然正气。
《吴汉何尝杀妻》意在正确阐明历史戏剧与历史依据的关系问题。全文共九段。文章开头首先说明《吴汉杀妻》（又叫《斩经堂》）是一出牵强附会的坏戏，并郑重指出：“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的真实，有时竟然距离很大，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，完全捏造事实，歪曲了历史的真相。因此，在过去，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，那就不免要上当。”邓拓的这番话，看上去是就“过去”的历史戏剧创作存在“完全捏造事实”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，实际上更重要的在于借历史戏剧的虚妄提醒人们要正确地看待历史。如果结合当时背景的话，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是以古喻今，希望人们不要轻易被那些捏造的事实所蒙蔽。第二段主要简介了《吴汉杀妻》一剧的情节。从整体上看，这段内容承上启下，既进一步引出了所阐明的问题，又为后文的考辨和批判提供了问题对象。第三段开始考辨，目的是证明“这个故事情节，根本不合历史事实。”总的依据是“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，完全找不到所谓‘吴汉杀妻’的事实根据。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，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‘杀妻’的情节，安在吴汉的头上。”从上下文关系看，这是过渡段，即把戏剧情节存在的问题过渡到具体的史实考辨中。从第四段开始才进入具体的史实考辨。第四段主要据《后汉书》《吴汉传》的记载，指出吴汉本是王莽末年的草莽英雄，并非王莽的女婿，充分证明“吴汉杀妻”的情节是无稽的。第五、六、七段乃从正面找出更有力的证明材料，进一步查究：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底怎样？主要据《后汉书》《吴汉传》的另一段记载，证明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，看不出有过“杀妻”之类的变故。还举出汉代刘珍《东观记》中的一段文字来证明：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，并没有引起吴汉“杀妻”之类变故的可能。第八段主要是进行推理论证，进一步证明：“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《斩经堂》的人物。”第九段意在针砭现实：“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，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，虽然不必要完全照《后汉书》记载的史实，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，但是也不该捏造情节，胡乱编出象《吴汉杀妻》这样的剧本。”从文章的思路和观点来看，邓拓旨在阐明一个中心思想：创作历史戏剧应有历史依据。
邓拓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完全平等的地位，说古论今，每篇都给读者提供一点新的知识，讲一点相关的道理，读起来有其独特的杂文味。林放认为：“杂文之味，又在于它文笔上的独特风格。”这在《吴汉何尝杀妻》都得到一定的体现。笔者认为，《吴汉何尝杀妻》独特之处，是邓拓既善于选材、剪裁以突出观点，又善于运用文学语言展开学术考辨。如选择捏造史实的戏剧作为针砭时弊的题材，精当切题，寓意深刻；又如文中虽引用不少历史材料（有戏剧的情节，还有《后汉书》《吴汉传》《东观记》等多种史料记载），但经作者精心剪裁，高度概括，把所引用的史料熔铸在条分缕析的逻辑考辨之中，反复论证令人信服，且毫无生硬之感；再如该文虽旁征博引，但所有材料始终都能紧紧围绕鲜明的观点，论证透彻，自然而然达到振聋发聩的教育目的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。该文的另一特点，就是在语言表达上非常到位，绝不含糊和拖泥带水。如对《吴汉杀妻》的评价，一以贯之，据实予以否定：是“坏戏”、“根本不合历史事实”、“情节是无稽的”。此外，该文在谋篇布局、起承转合等方面也都颇具特色，值得读者细细玩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