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教改”中的教材之痛

对多数受过长期“正规教育”的人来说，“教材”这个概念是固定的：开学第一天就会发下来、考试的内容在里面、考试后（至少是毕业后）就可以当废纸卖掉的东西。或者干脆说，“教材”和“书”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，虽然它们长得很像。相对于教材来说，书都是“课外书”，但它有一个极大的特征，就是贴近“我”。教材只有一张面孔，对着全国（或全省、全市、全校）所有的同龄孩子，而书是“我”一个人看中的，我会因此花钱购买它，挤时间读它，并回味和收藏它

藏它。 
　　直到大学毕业，我仍然持这样温顺的“教材观”。所以，当研究生导师布置我写一本“教材”，赶在开学前出版时，我的吃惊就不难理解了。我似乎在一刹那意识到，原来教材也是一本书，也是人写出来的，也是要买卖赚钱的，而且什么书作教材，也是人说了算的！也就是说，在以前全部的受教育活动中，我一直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玩，今天才发现制定游戏规则的就是人，一小群人。 
　　为什么要指定教材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大学教师授一门课、出一本书，或者出一本书，开一门课，已经是常态运转。至于全国通行的公共课，各校也尽量争取自己出版。因为是公共课，内容是已定的，无论谁出，都大同小异，为什么还要整不同的版本？答案太显而易见了：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一门课多少学生上，书就发行多少册，乘以定价，钱数算得出来。学生一年一招，还扩招，旱涝保收，坐着就能收钱数钱，干嘛为别人干？可以说，指定教材的权限在哪里，钱就在哪里。 
　　包括高校在内的中国教育，常常在搞“教改”。这是一个悖论，“常常教改”，就是最该改变的。就像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常常修订，那就很难说是法治国家，变动的随意性，会伤及教育发展，要谨慎。冯友兰就说过“大学百年树人，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”。教育变动频繁，原因很多，比如行政力量干涉，有了政绩形象工程的需要，有了时事动态的变故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经济。教育改一改，教材就变一变，药当然不动，那太费事，也就是换换汤，再换换汤，大家都能分到汤喝。 
　　现在任一学校任一专业，研究生都成团成营，一个导师就能组一个排，“知识民工”多了去了，随便挑几个，随便给个时间（比如，一个月），到网上一扒拉、资料室一copy，方块字跟魔方似的改变排列组合，全新的教材就出来了，专业术语叫做“攒”，读书人的事，窃不是偷，攒当然也不是抄袭。最重要的只有一点，就是一定要赶在新生入学之前把书印出来。“学时”恰如农时，万不可误，春耕才能秋收，错过了季节，就只能晚一学期“收获”了。 
　　在接触了更多的国外教育情况之后，我越发明白了自己的浅陋和狭隘。外面有的国家对“语文”的重视无以复加，但从小学到大学，没有统一教材，不仅不同学校不一样，不同老师都不一样。这学期，老师用小说《蝴蝶梦》作教材，下学期换老师，教材改用《华盛顿邮报》评论，第三学期，成了惠特曼的诗歌。五花八门没有规矩，但语言不同形式的美和作用，却是都展现了。游泳课就直接泡在水里上，计算机课就直接敲键盘。人类有几千年文明，留下那么多现成的好东西，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？却非要通过未必那么高明的二道贩子，劣质教材？ 
　　以前的妈妈喂孩子，把米饭嚼碎了，吐给孩子吃。后来知道这样没营养，还不卫生，就连偏远的农村都不这样做了，教育却还在自己嚼碎了馒头喂孩子，就因为喂一口能收一毛钱？可是地球人都知道，教育是最不应该用来挣钱的呀，因为花销掉的，是子孙后代的未来，是民族和文化的希望。